近日，央广网报道：北京的一些医院不允许家属陪护病人，要求必须请“医院指定的护工”；医院让病人家属签署护工委托协议，由医院指派护工。

来自云南的王女士反映，她家人患有神经肿瘤，今年4月中旬在北京某医院住院11天中，因医院不允许家属陪护，自己只能每天在病房外守候，“当时护工费都花了2000多元，现在还要承受价格不低的住宿费，经济压力很大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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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京工作的刘女士说，今年3月份，她在通州某医院做腹腔镜手术，需要住院7天。手术后两三天，插了导流导尿管，她不能下床，但医院不允许家属进入病房陪护。院方解释，这是此前防疫期间医院的规定沿用至今，并称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和老年患者，允许一个家属陪护。“我术后疼痛很厉害，需要家属帮忙拿饭、帮扶起身、去卫生间和换尿袋。我妈妈就在病房外面，但不让她进。”无奈之下，她只能请护工照顾，一天260元。

北京望京医院住院部多名护士表示，按照三年前疫情管控措施规定，病房实行封闭式管理，一般不允许家属陪护。如果家属要陪护，需要住院大夫决定，但也只能有一个家属陪护病人，且进入病房后不能外出，直到一起出院。这种做法，其实也是过去三年新冠大流行及防疫期间医院的通行做法。

按理说，新冠乙类乙管后，这种做法就应该废除了，但一些医院为什么要死硬地奉行“封闭式管理、拒绝陪护”呢？更进一步，“临时性管理措施”为何往往尾大不掉，趋于永久化？

医院的这种做法，本质上是强制垄断。

在医护体系中，医生一般是有编制的职工；护士有些是有编制的，有些是劳务派遣工；“医院指定的护工”则一般来自护工公司、家政服务社等劳务派遣性质的企业，但医院有用工权与管理权。

对前两者，医院要支付薪酬，当然这钱最终来自患者支付的医疗费用。至于后者，护工公司从向患者收取的护工费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，一般在10%-20%之间，而护工公司一般是医院招标的，所以这佣金其实是医院与护工公司分成的。

而且，医疗费用要是走社保，医院要拿到手不容易，医保局要审查，有账期；患者或其家属支付的护工费则是现金，医院与护工公司分成之后拿到的是现金。

目前一些医院的做法是医院让病人家属签署护工委托协议，收费标准一般在每日两三百之间，然后由医院指派护工，这钱由患者或家属直接交给医院，医院还可以把这钱在手里压一段时间，逐月与护工、护工公司结算。一张床位每日就是两三百，医院的病床在几百到几千张之间，一月可以压款几十万起。看起来是苍蝇肉，但归并起来是大肥肉。

护工工作范围：负责照顾患者的日常生活起居，协助患者洗脸、刷牙、梳头等，搞好患者床位附近卫生；在护士站的需要和指导下，经患者同意，协助护士做好留取体液、分泌物等标本及送检工作等。这些活，哪一项家属都是可以做的。一般患者或家属请护工的原因是，孤独一人、没有家属或家属实在不能脱身但又需要人照顾，或者不差钱，愿意掏钱购买服务。

家属陪护当然好，除了省钱之外，家属对病人有亲情，照顾更加贴心和细致，有利于病人精神舒畅与身心康复，这些优势是护工代替不了的，也是患者及其家属的权利。另外，就算家属忙不过来，需要请护工，那理论上也有权从外面请，而不是用“医院指定的护工”。

反过来，不容许家属陪护，或者给家属陪护设置很高的门槛、要求其履行很麻烦的程序，这样人为大大提升了患者对“医院指定的护工”的需求，这或许就是部分医院把防疫期间临时管理措施永久化的真正动机。至于表面上的理由，过去是为了防止新冠交叉感染，现在也可以说是为了防止新冠新变种或甲流传染。

更进一步，任何为了应急而出台的临时性管理措施，如果增进了管理者的利益，或产生了既得利益群体，那么，在应急事项消失之后，要废除此类措施就难了。管理者或既得利益群体不免会提出新的理由，往往冠冕堂皇，试图让临时性管理措施永久化，从而永久性推高社会成本、制度成本。
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政策制定者应有前瞻性，任何临时性管理措施，或者要有“日落条款”，即规定应急事项消失之后此类措施必须撤销，或者要有定期审查机制，以决定此类措施是再延续一个期限还是当期撤销。

陈斌